布莱迪克中校在郑彼德翻译和罗斯托上尉的陪同下一走进小红楼，二连长鲁西平就注意到了，他当时正趴在楼下门厅的窗台上看几只蚂蚁搬面包屑，窗玻璃上映上了布莱迪克中校的身影，扭头去看时，布莱迪克中校一行已从他身边走过，登上了楼梯。他本能地觉着中校的突然出现与自由有关，于是，也跟着上了楼。
他知道中校要去哪个房间，要去找谁。撤退那夜他就看出来，中校对林营长很敬佩。坚守德信公司的时候，中校把鬼子总攻的确切时间透给了林启明，在租界的街垒工事旁，还拥抱了林启明。
果然是找林启明——中校在二楼没停脚，径自上了三楼。
他却上不去了，中校的两个卫兵和罗斯托手下的两个白俄巡捕，四个人守着三楼的楼梯口，不容任何人上下。
他只好悻悻然地坐在二楼楼梯上，眼巴巴地等待着楼上那关于自由的消息。他认定那是自由的消息：记者谈话会后，林启明又代表弟兄们递了一次交涉书，公民训练团和特警中队的兄弟也已取保释放了百十个，放他们三营的弟兄自在情理之中。
鲁西平渴望自由，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么渴望过。望着天上的月，他会想起无锡老家庭院中的月影，能看到月影下漂亮太太和淘气儿子的笑脸。他挂记她们，想念她们，常常把关于她们的记忆一遍遍讲给弟兄们听。讲过以后又后悔，可下次忍不住还要讲。弟兄们据此判断他脑子有毛病是没道理的。
他正常得很，什么毛病也没有——非但没啥毛病，头脑还格外的清醒，甚或格外的深刻。一些在自由时光里永远弄不清的问题，在这里一下子都弄清爽了。
比如说，面前这场战争，他失去自由前就看得不甚真切，完全被一种轰轰烈烈的表象迷惑住了。似乎为国家而战，为民族而战是无可非议的，似乎不拿枪上战场便对不起一个中国人的良心。现在想想，是大错而特错了。错误的根源在于：他只注意了战争的道德判断，忽略了每一个独立存在的人和这场战争的关系。
事情很明白，战争是国家的事，活着是自己的事。若是为了个人活得好些参加战争，是合乎情理的，反之则就不免荒唐。把问题放在人之初的历史中去考察，就会看得更明彻：远古蛮荒时代的人是只知道有自己的，都是为自己活着的，那时，没有国家，没有民族，没有主义，也没有那么多欺骗生命的道义。后来不行了，国家、民族、主义一一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折腾出来了。于是乎，人的个体生存就被破坏了，人们不得不为国家而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