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三个人内斗不息，与元祐旧党更是外斗不止，后来新党再有蔡京反复为相，日前如此世道都是拜这几个变戏法的奸相所赐。”吴用是个老学究，向来深恶新法，在他嘴里新法也变成戏法了。
其实大宋立国以来，“然凡百亩之田，起税止四亩，亩产多在一石至四石之间”，且“亩税一斗者，天下之通法”，这就使得宋初“今代之税，视什一为轻矣”，其实三十税一都不到，又兼以免除许多税种，税种少，税赋轻，百姓极是好过。至仁宗皇帝再经英宗短暂一世，更是仁义天下，士大夫亲爱待民。再至神宗熙宁、元丰年间，更呈盛世景象，天下太平，物产颇丰，百姓富庶，老百姓更加称颂。
但“天下之势不盛则衰，天下之治不进则退。”所谓物极必反，盛极必衰，大宋为政之流弊于庆历之前早露端倪，呈入“衰世”之象，不免历代盛极之伤。
宋初，为削弱官员的权力，实行一职多官，但设官分职尚有定数。自真宗时起，朝廷关于官员致仕的诏令日见增多，至仁宗时，更是三令五申，同时由于大兴科举、采用恩荫制、奉行“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”的笼络政策，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，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而致“冗员”。
为防辽与西夏南侵，宋初实行“养兵”之策，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；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，实行“更戍法”，使得兵将不相习，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，兵士虽多但不精而致“冗兵”。
“冗员”、“冗兵”更致财政开支激增，官府入不敷出，更有大兴土木、修建寺观等，再致“冗费”。外看大宋繁华盛世、百姓安居富庶，那只是见其虚有之表，而“冗员”、“冗兵”、“冗费”三冗紧密相联，终成朝廷积贫积弱之里。
此等情形有识之士早已看得清楚，所以早在王安石新法之前庆历年间，就有人提出要变法，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范仲淹。一则朝廷着令文正公行使新法，亦是当今为政所必须，绝非毫无缘由；一则由他来主持，道德文章天下闻名，其实为世人所企盼。
时范文正公正于陕主持对西夏之防，自陕至京，其间过洛阳，拜会了一位告老宰相。此旧相问及，“大家都期待着你能够将这个国家医治好，你有何良药？”范仲淹胸有成竹，将打算和盘托出，恭请指教。这位宰相沉吟半晌，问道：“定当如此？”范仲淹当即点头。那位宰相道：“那好，今日我在此设家宴款待你，明年今日，仍是如此”。范仲淹一头疑惑：“何以如此？”那旧相道：“明年定当如此”。
范仲淹到了汴